会心一笑

抽空整理一些贤者和先哲的著作，尽管我把它们奉若圭臬，藏在书橱，可依然被时光的遗尘眷顾。我把那些正襟危坐、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请出书橱，掸掸拍拍。透窗的阳光斜斜地照出了飞扬的颗粒，它们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光柱里，集体舞蹈。于是，我与这些正经的老人们会心一笑。

就拿汪曾祺先生的那篇《金岳霖先生》来说，汪老居然把一个常人眼里应该严肃有余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写得这么趣味盎然。譬如金先生提问很“怪”：“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被提问也“怪”：有人问“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时，金先生没故作高深，而是率真回答“我觉得它很好玩”。举止“怪”，常年戴帽子，遇新生解释：“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出行“怪”。毛主席提醒金先生“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就让一位三轮车夫蹬着三轮，每天拉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种种的“怪”，看似滑稽，却趣味顿生，让我时常惦着这位与我隔多个时代的老人。

其实，那些严肃至极、不苟言笑、学究气重的人心里都暗藏着“趣”。鲁迅先生居然能把“孔乙己”“阿Q”等角色写得如此生动有趣，像漫画一样，广大学生真不该因他刀刻般的肃然面容就产生“畏惧”。我的工作场所，离钱钟书故居一步之遥，我也因此成为这里的“常客”。钱老的《围城》之趣，往往让人忽视了他的其他重要之作。他的夫人杨绛先生的作品亦生动有趣。当年，杨绛先生能以《洗澡》之名出书，够大胆了——杨绛先生才不管什么杂七杂八的心思，完成一次她对特定历史的表达就行。

为人作文是否一致，若有差别，分寸如何把握？我的手触碰到了沈从文先生，且听他“风吟”。当年他的儿子沈虎雏小学四年级写一作文《我的后妈》，真没道理。因为沈虎雏只有亲爹亲妈，作文全是瞎编的。沈从文夫妇却高兴得逢人就讲，理由是“写得太好玩了”。这符合沈从文先生一贯的主张：“你做人要老老实实，但写文章就是要调皮。”这“调皮”就是“有趣”，“有趣”透着智慧。

我在大学读中文专业时被近30位老师教过，我能记住并叫得出姓名的居然没几位，倒不是我缺乏尊师重道之心，而是没有趣味的事实难以复苏青春的记忆。现在，只能忆起大学教当代文学课程的庄老师在课堂上向我提问，后来变得大半节课都是他和我兴致勃勃地对话，居然旁若无人。这不由让我想起自己被拉进一批微信群中，时常会看到有人把公聊空间“私聊”得“热气腾腾”。聊的内容一时记不得，倒能以两人有趣的举止反推其聊天内容的一二。

有时，我邂逅某人，因为共同欣赏的一个有趣的人而相互逗乐，并迅速升级为好友。福建师大的博导孙绍振先生就是其中一个。有次，我遇到他的学生小廖，提到孙先生。孙先生是国内文学评论的大家，他的几部著作都被我珍藏入书橱。孙先生言行风趣，有次他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台下却有阵阵鼾声，孙先生自我调侃说“学生在课堂上打呼，是对教师最坦率的批评”，然后他表示学生不该受批评，也许昨天“学雷锋”加上给老乡“走后门”到凌晨才睡。他先让学生欣赏老师的幽默，再让学生有顿悟之乐。

这许多的“会心一笑”，证实有趣的指正胜过严肃的讲理。那年作家冯骥才有友来访，朋友的孩子穿鞋踩上床单。没有直截了当地制止，冯老师故意大词小用道：“我建议把你的孩子搬到地球上来。”

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会不断制造新的趣味。你若卖弄，不妨把我弄笑；你若装傻，记得让我傻笑；你若拿腔作势，拜托滑稽些，不然我真的会左耳进右耳出——无论你是风是雨，最好有趣。（周晓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