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以立身 大以匡世

　　一部汇集春秋至宋元309位清官廉吏的传记

　　宋代学者费枢编写了《廉吏传》，这是一部专门记述清官廉吏的传记。他从典籍中选取历代为官清正、有功于社稷、施仁政于百姓者112人整理而成，上起春秋，下至唐末。晚明学者黄汝亨从友人处得到费枢的著作后，对其进行了大幅扩充，对原书叙事太简略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增写五代之前廉吏133人、宋元廉吏64人，共为309人立传。今有现代学者张仲裁整理与译注的本子，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方便使用。

　　《廉吏传》展示出来的宋、明士人对廉吏的论述和评议今天看来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了解我国古代士人廉洁观、廉政观的重要窗口。

　　我们常说读书要知人论世，那么《廉吏传》的两位作者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先看费枢。关于他的经历，我们所知甚少，他的字为伯枢，成都府广都县(今成都双流)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间进士，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以左朝散郎身份任职归州(今湖北秭归)，之后又在黎州(今四川汉源)任知州。

　　费枢在宋徽宗末年完成了《廉吏传》，北宋末期，内忧外患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感受到苍生之苦的费枢，作《廉吏传》以宣扬正道，砥砺士风。

　　黄汝亨的经历与费枢相近。关于黄汝亨，我们知道得更多些。他的字为贞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翌年，任进贤知县，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万历四十六年(1618)致仕，结庐杭州南屏山，天启六年(1626)辞世。从生平看，他主要活动于万历一朝，万历后期朝政荒废，士风颓败，前往各地征税的宦官，对百姓敲诈勒索，百姓不堪其扰。

　　黄汝亨是当时有名的经师，以对儒家经典的精深理解和对时文写作的熟稔，吸引了许多年轻士子。廉洁自持、崇儒重道的黄汝亨，自然期望补敝起废，虽力有不逮，也要勉力为之。这也是黄汝亨从友人处得到费枢《廉吏传》手抄本后欣喜不已，苦心孤诣力加补修的原因所在。

　　编写《廉吏传》一书的主要目的是砥砺士风

　　廉和贪，势如水火，绝不相容。《晏子春秋》说：“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将廉视作政治清明的根本，而与廉相反的贪则于国于民都有大害。《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费枢继承了前人的廉洁观、廉政观，在《廉吏传》中热烈歌颂“上以节俭化臣下，下以行义励风俗”的官风。

　　黄汝亨为《廉吏传》撰写了一篇序，认为廉是极可贵的品质。他说“士捐廉鲜耻，苟且富贵而能立身，天地者未之尝闻”，“惟澡身履洁，而后可以入磨涅，完坚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故廉贵焉”。寡廉鲜耻或可富贵，却不是立身之正道，当以廉洁立身，如此才能经受人生中的各种考验，才能匡扶社稷、兼济天下。黄汝亨说编写《廉吏传》一书，就是要“扬清风，惩败类”，推崇“砥行于礼义廉耻，而栖志于淡泊凝静”之人。

　　黄汝亨在编写《廉吏传》时，将廉吏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做法其来有自。明朝思想家薛瑄倡导道不坐论、德不空谈，在《从政录》中将廉分为“见理明而不妄取者”，“尚名节而不苟取者”，“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的自廉、他廉和被廉三个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薛瑄对廉不一概而论，而是加以区分，这种做法很有启发意义。黄汝亨对廉吏的划分，严格依据儒家价值观，参照了孔子“中行”“狂”“狷”三等品士的做法。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朱熹对此解释颇为精当：“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

　　黄汝亨认为“洁己匡时，体用双擅”者为上等，即自身廉洁又能匡扶时世，品行高贵又有出色才能;“义不苟禄，仁不遗亲”者次之，即讲求道义而不贪恋禄位，心怀仁德而不遗忘亲人;“侧身修行，踽踽官下”者又次之，即虽不能开物成务，但是光明磊落、谨慎修行、清苦为官，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在黄汝亨看来，“廉不同种，各有分予;不同略，各有建树;又不同量，各有广狭”。廉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要以此为基础，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无疑寄托了其鼓舞士气、振兴士风之愿，有利于让有用于天下国家的信念成为世人心之所向、行之所倚。

　　将忠义灌注笔端，不谀不隐、娓娓道来

　　《廉吏传》中收录的人物，既有今天读者比较熟悉的春秋时期的晏婴、东汉的杨震、三国的诸葛亮、西晋的羊祜、宋朝的范仲淹和包拯、元朝的耶律楚材等人，也有一些不太为今天读者所熟知的人物。为诸多令名不彰、功名不显的人物立传，让他们走入读者的视野是《廉吏传》的一大贡献。

　　《廉吏传》的第一位传主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孙行父，他是鲁国正卿，谥号文子。按照黄汝亨的评定，为廉吏中的上等。这篇传记讲了季文子三件事。

　　第一件事，莒国太子仆携宝玉逃到了鲁国，将宝玉献给了鲁宣公，鲁宣公赏赐给他城邑，而季文子却命人将其驱逐出境。鲁宣公问为何要这么做，季文子说此人是弑父的盗贼，他带来的宝玉是赃物，怎可窝藏赃物。

　　第二件事，季文子为鲁国正卿，“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生活清简，一个叫仲孙佗的人劝说，这样做会让外人觉得他是个吝啬的人，而且他身居高位，如此于国家来说未必光彩。季文子却认为鲁国百姓中还有人穿不好、吃不饱，“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

　　第三件事，季文子去世，鲁襄公监临其入殓仪式，发现季文子家“无藏金玉，无重器备”，他辅佐了鲁国三代国君，竟无个人积蓄，去私而公忠，令人称道。

　　《廉吏传》中各传篇幅都不长，将传主的故事讲完后，还有一些评点。费枢的评点文字较长，比如对季文子的评点，上溯到周文王，因为鲁国与周文王关系密切，周文王“自奉以厚民”，季文子继承了这一良好的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费枢的评点给予“议论去取，犹可谓不谀不隐者矣”的评价。

　　黄汝亨将费枢每篇传记后的百余字评论删去，代之以寥寥数语，如评价季文子只有“相三君无私积”6字;评价晏婴仅“节俭力行，重于齐，以其君显，不受邑”14字;评价范仲淹也只有“文正先忧济世，其本色也，至今义庄义仓皆祖之”19字，惜墨如金，言简意赅，态度之审慎更胜于前。

　　对于金钱的态度，向来是评断廉吏的重要标准。东汉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黄汝亨在《廉吏传》中讲了元朝官员曹鉴退金的故事，曹鉴在任湖广行省员外时，有一个叫顾渊伯的旧部下，送给了他一函朱砂，朱砂可以用来制药，曹鉴只当顾渊伯是关心自己，就收下了这函朱砂。几年后，曹鉴要用朱砂来制药，惊讶地发现朱砂函中竟藏了一锭金子，曹鉴懊悔地说：“渊伯非知我者。”曹鉴要将这锭金子还给顾渊伯，但顾渊伯已经辞世，他找到顾渊伯之子，将金子还给了他。曹鉴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仍然租房子住。黄汝亨对其评价“父没还子，此为至行”。

　　古往今来，对于廉的理解，都不是仅限于不贪财物这一个方面。《周礼》曾提出了“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吏是仁慈和善的，是既追求独善其身也追求兼善天下的，朝向止于至善的境界不断努力。(徐春燕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