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人生

　　该如何回看已经走了近50年的生命旅程?滋味复杂。而今写作是我终身的志业与乐趣所在。但真正确立这样的想法，其实来得比较迟。也许该混沌一点说，这正是生命的偶然与必然。每个人都是这样，从很小时候就开始，在无意识中一步步通往他(她)必然要成为的那个人。

　　小时候，我外公订了《民间文艺》，我母亲订了《雨花》，我舅舅舅妈订了《外国文学》，我姑父订了《海外文摘》，于是我走到哪儿，能搜罗到的就一字不落地读。看看，书放在那儿，多好!一本打开的书，倒扣着，特别像瓦房的屋檐，令人生出藏逸遁形之心，似乎可以寄身其下，看风雨飘摇，乃至可以终身依傍——至今，我最爱的朋友与亲人就是书。

　　我初中毕业后没有读高中，而是考到了江苏省邮电学校(2001年并入南京邮电学院)。我中考发挥不错，数学只扣了一分，总分是盐城市第三。但在当时的苏北农家，首选总是中专，老师也会诚恳地主张——女孩子嘛，到高中脑子就不行了，而邮电那时是“银饭碗”(电力是“金饭碗”)，且一下子就有了城市户口。我父亲从他工作的南京特地赶回家中，连夜帮我把志愿改成了中专：江苏省邮电学校。这真是活活杀了我呀，我对大学有那样的野心!

　　中考完的整个暑假，我都在闷热的蚊帐里绝望地躺着。家里大摆宴席，请亲戚、我的校长与老师们吃饭。我无礼地躲在卧室里，坚决不肯出来敬酒。他们在外面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啊?在欢庆我失掉的远大前程吗?

　　直至今天，经过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门，我都会感到痛苦，时间丝毫没有减弱这一点——踏上左边的路，就永远不知道右边的路。我不能不想，如果走右边，我会进入哪一个岔道，我将要碰到的人、经过的事，以及成为的另外一个人。

　　怀着对知识的病态追求，我度过了在邮电学校的四年。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市城南，学校有一个图书馆，不大，都是扎扎实实的老派经典图书。我和一个最要好的苏州女生相互比赛，顺着编号一本本地借着读。我喜欢写长篇大论的读书笔记，记得读《巴黎的秘密》《基督山伯爵》等厚书时，因为里面的人物、事件比较复杂，我就挨个儿地替人物做年表、做故事线、做家族谱系，把书里所有的伏笔、呼应、关节点全都标出来，像在进行一桩壮丽宏大的事业。

　　回想起来，那四年好似一部法国闷片，但我很怀念那段时光，怀念我的那个班：通信管理8701，以及我住过的宿舍505室。直到现在，设置各种密码时，我总用这组数字来进行排列组合。

　　1991年从邮电学校毕业后，我成了富有年代特色的中专毕业生，18岁进入南京邮政局工作，第一个月工资84块钱。那84块钱拿在手上，我觉得非常羞耻：我的同学们还在课堂里学习，可是我居然在挣钱!我母亲让我把50块钱存起来，剩下的零花，可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只觉得可耻和失败。多年后，我与类似背景的同代人有过交流，包括作家张楚、乔叶、阿乙等，也有公务员、学者、老师、商人、设计师等，其中的感怀深矣。

　　随后15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而又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在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的柜台、所有的业务种类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

　　劳资员——在一个二级单位，叫作区局，每个月都要用各种系数进行反复测算，试图替下属六七个支局的四五百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额。

　　团总支书记——主持过各种团总支的晚会，还组织到郊区的小山坡烧烤，记得有次准备了好多好多鸡翅。

　　外宣干事——类似于邮局的新闻联络员。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纸特别多，我每年的发稿量都在四五十篇以上，经常有稿费呢，15块!25块!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那几年，我把全局100多个二级单位全都跑遍了。比如，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前后就跟过四趟。

　　其实，中专毕业本来是一个临界点，意味着完全世俗化的日子开场了：菜场、干洗店、租碟屋、水果摊、阳台上的仙人球、门卫老头的笑容……这按部就班的生活也许足够淹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奇怪，写小说的念头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苗头。

　　大概是1992、1993年吧，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人不多的时候，常打开藏在柜台下面抽屉里的书偷偷看，对前来办业务的人，也谈不上特别地热情主动。一天，有个人跑到柜台边，轻声地说：“我想要买一张《古人对弈图》。”我心里想，不就是寄个信嘛，这么讲究，还《古人对弈图》。抬头一看，是苏童，我立刻认出了他。

　　当时，苏童老师的《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院线上映，南京城所有的电影院都有大海报，报纸上全是他的采访。我当时也已看了苏童老师很多作品，但见到并认出他的那一刻，我心情很复杂。我没有表现出我认出他，只是很平静地，态度比平时还要冷淡地把邮票卖给了他。因为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我这么喜欢文学，可我这一辈子跟文学最近的距离，大概就是坐在邮局柜台下面卖一张邮票给苏童了吧。

　　努力即是正义。邮局工作之余，我报考了自学考试中的汉语言专业，先是念专科，拿到专科再念本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至，每晚逐篇背诵那些佶屈聱牙的先秦散文。

　　当时的自考课程全是夜课，以方便我们这些青工与小职员，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似乎全南京的春华与秋色都集中到南师大了，其夜色之好，到了令人伤神的地步……

　　夜色降临，大家从南京城各个角落匆匆奔袭而来。阶梯大教室总是坐得满满当当，板书太远，看得很累，若想坐前排，就得提前占位。同学来自各行各业：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护士、衣服上带编号的车工、公交车售票员、用记账本抄笔记的小出纳……大家怀着集体性的朴素的奋斗感，抵抗着劳作一天之后的疲劳，身边有人摸出一块月饼当晚餐，窸窸窣窣地小口吞咬。

　　给我们代课的南师大老师都比较年长，对我们这种非全日制学生，挺有一种爱惜和照顾的意思。印象最深的是郁炳隆老师的课。他是沉浸式教学，不过不是让我们沉浸，而是他先自沉浸在他所构建的世界里。他给我们讲老舍讲曹禺，常会停下来，大段地诵读小说或剧本中的关键部分，一边来回踱步，分饰不同角色，彼此对话。

　　而今回看，南师大这样一种夜晚的构成，是带有普惠意味的，其怀阔哉，其力远哉。当年那些在报考点大摆长龙阵的自考生，差不多都是上世纪70年代左右生人，往大里说，这样的自学考试，于错失高考的一代人而言，在补充教育、知识建构、职业变迁上，有着巨大的隐形之效。更主要的是，这里面有一种带着鼓励与肯定性质的价值观投射，深深融入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至今，我们仍然坚信，奋斗与努力，即是生活的正义。

　　现在讲讲那个带有细节与推动力的黄昏吧。

　　1998年，我已做了好几年的秘书，办公室在南京一个30层的写字楼里，向外俯瞰，可以看见东北方向的小半个南京城，看到正下方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他们的头顶：小贩、警察、公务员、失恋者、送水工、餐馆侍者……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方向坚定、匆匆忙忙。他们的头顶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强烈的焦灼感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

　　——我知道，在目光所及的外表之后，他们还有另外的感情和身世。那些深沉的秘密、那些在他们身后长长短短的影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的心肠，感知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工具，好在，它在那儿!正是它：小说!它就是一台高倍的望远镜与取景器，将会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疯狂冒险的权力。

　　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现在的生活了，我的生活应当像一本厚书，我要贪婪地拥有更多人的生活。我离开窗户，坐到电脑前，关掉秘书公文文档，打出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那是我第一篇小说的标题：寻找李麦。

　　当时我25岁，工作7年，说起来，已经是一个颇成熟、颇老练的社会职员了，却就此作了一个很不成熟、很不老练的选择：写小说。

　　一直写到今天。(作者鲁敏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其长篇小说《金色河流》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