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物之外则乐

　　天伦之乐、助人之乐、廉洁之乐……快乐的人生是惬意的，人人向往之。然而，人们往往容易悲多乐少，其根源在于“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果被物欲所蒙蔽，一味追求富贵荣华，反而不会太快乐。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道：“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人们之所以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人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苏轼还以他自己为例，说他之所以“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就在于超然物外，不为物所困。他最后得出结论，“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的人生，历经坎坷，经受多次被贬。但他不沉沦、不悲观，淡泊明志、怡然自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与他游于物外、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所说的“寓意于物”，就是游于物外的意思。人可以有爱好，但不能被爱好所困。为了所谓的“雅好”，而不知收敛，搞起了无度占有，那不仅不快乐，反而深受其害。苏轼对书画十分珍爱，他认为自己早期是“留意”于画，“颠倒错缪失其本心”，后来则是“寓意于物”，将物“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故而常乐。

　　游于物之外，首先要有“道”。这个道就是安贫乐道。孔子曾高度赞扬其学生颜回的高尚品格。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被称为贤人，很大原因就是他有着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风尚风范。有了这种精神，一个人才能不畏困难、艰苦奋斗，追求远大理想，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游于物之外，还应有更高的境界。这境界是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的快乐是心系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之乐，是“乐以天下”的至乐。同样，这境界还是欧阳修的众乐情怀。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的乐，是“众人之乐”，也就是老百姓的幸福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群众生活幸福、无忧无虑，他就快乐。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快乐观，蕴含着济世安民、与民同乐之意，值得为政者体悟和实践。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快乐更应“游于物之外”。孔繁森曾说：“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党员干部的快乐，应该乐人之乐，以服务人民、帮助他人为乐。雷锋、郭明义如此，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廖俊波同样如此。这些优秀共产党人，把造福人民作为最大幸福，他们的人生，是无憾的人生，也是快乐的人生。

　　是否游于物之外，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展现的是其宗旨作风。党员干部只有秉公持正、见贤思齐，不以物惑、不以情移，坚持以百姓心为心，以服务人民为乐，才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保得住气节，拥有快乐、健康、高洁的人生。( 桑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