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怕我负官

　　道光六年(1826年)，海南文昌人云茂琦中进士，次年分发徐州府沛县任知县。彼时的沛县还未从黄河决口带来的灾害中复苏，地瘠民贫，四境萧条，盗贼横行，被官员视为“畏途”，听说要来此地任职，竟有人称病而去。有同僚劝云茂琦另谋高就，他却淡然一笑，回答道“不怕官负我，只怕我负官”，匆匆赴任。

　　甫一上任，云茂琦即对外发布告示，要求“书差勿远迎，陋规概裁撤”。对于署中器具，他“择其所必需者，不准华饰”。针对当地告示浮泛老套，云茂琦更是亲自撰写，并提出告示“无要紧者不必出，惟择重大紧切者……必字体略大，不可太小，加以圈点，贴于冲要处所，人亦喜阅看，不厌腐陈”。

　　为了解民生疾苦，云茂琦常下乡巡视，沿途保持低调，不事声张，宁忍饥渴也不受酒食供应。每次下乡，他一般都带着三个问题询问百姓，一是此地治安如何，是否有人胆敢匿藏匪徒;二是有没有差役在办差的时候恐吓你们，甚至索要贿赂;三是有没有人打着官员的旗号招摇撞骗。

　　云茂琦为官清廉，深知自己的爱好可能为人利用，从而使自己陷入不廉的泥淖中，所以不敢轻易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爱好，他说“居官不可有所好，一有所偏好，虽属文雅……即有人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借以为媒”。

　　抵任之初，云茂琦对沛地“斗殴偷窃，民怨四起”的情景深感焦虑，曾作《沛署夜坐》四首，其中一首写道：“一琴一鹤一炉香，案牍无留敢道忙。毕竟鼠牙犹未绝，悬鞭终愧愿难偿。”虽然夙夜在公，案牍劳形，但民间的矛盾还远未静息，还没有到“悬鞭不用”的安闲地步，故而心中有愧。为此，他提出捕贼最为急务。针对捕役多逃，效率低下，他认为要明赏罚，“获巨贼者立赏，屡无获者重究”，相关的公文一经发出，果然奏效。为了筹集缉捕经费，他率先将自己的俸禄捐出，又游说劝捐，使经费有了着落。经过一段时间后，“讼事日稀，署如冰冷”，民受其益。

　　除了抓治安，云茂琦还重教化、兴水利，他带领县民修桥铺路，创办书院，还亲自到歌风书院传道授业。

　　在写给他人的信中，云茂琦说目下沛县的许多工作因为得到百姓支持，而有令人喜悦的势头，如“近大开沟洫，约六十余里，乡民皆踊跃从事，其各桥梁，现筹经费，来春均可成功。”

　　在沛两年，云茂琦勤勉敬业，以“不怕官负我，只怕我负官”的责任意识，兴利除弊，沛县“官民情谊日加浃洽”，百姓高度评价云茂琦的政绩。道光九年(1829年)，云茂琦离沛赴六合上任，沛县乡民扶老携幼，遮道攀辕，泣声相送。光绪年间编纂的《沛县志》卷十《秩官志》评价云茂琦“立品端方，操守廉介。在官二年，多善政。去后，人益思之”。

　　云茂琦任六合知县亦有官声，后升吏部稽勋司郎中。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致仕，回到海南，曾主讲琼台书院，传播理学。

　　云茂琦有《阐道堂遗稿》传世，该书收录了他的许多文章，其中可见其为人、治学的思想，如他认为“欲保廉节，立气骨，先自节俭始”，认为“大约做人立品，守前代规模，保一生廉耻，即是基业，最为要紧”，这些关于廉洁的论述，既是他的心路历程，也可使后人受到教益。(江迎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