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精神”的理解和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围绕“精神”进行了许多论述，也深刻指导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精神的产生根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点明了精神的物质基础，强调精神不是先验的、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是对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根源在于物质世界。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更加简练：“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恩格斯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了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强调“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归于唯心主义阵营;而“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学派。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唯心主义的精神先验论，并超越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的理解。他们认为，如果简单地把精神看作对外部世界的被动反映，就像镜子反射物体一样，没有考虑到物质生活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包含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精神的塑造作用。而精神正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得以不断地生产、传播和演变的。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精神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反映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而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能动反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精神生产”的概念，认为精神生产是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的一种生产活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精神生产主要指人们通过脑力劳动，在精神领域进行的生产，即“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本质上讲，精神生产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观念构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精神生产的社会历史性和阶级性，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精神的能动性。他们认为，精神的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人类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表现为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意识和思维去认识世界，并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作对比，深刻说明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发挥精神的能动性来认识与改造世界。恩格斯致信德国经济学家康拉德·施米特时批判了将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明确指出思想领域对物质存在方式具有反作用。马克思在分析比利时革命时指出：“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他认为比利时革命最初就是“精神的革命”，并通过报刊等媒介表现出来。这种精神层面的觉醒和动员是革命的前奏，对后续的物质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进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也是一部精神发展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许多精神形态。这些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基于实践活动而不断升华，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确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标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有力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精神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遵循，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观，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