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长征凭什么能够胜利？英勇的红军战士在长征中，用脚板跨越了15个省份，走过了人迹罕至的草地，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4路红军总里程约为6.5万里。正如毛泽东感叹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离不开红军指战员身上闪耀的伟大长征精神。

而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结出胜利的果实，是因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我们常常说，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已经成为研究长征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大课题，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遵义会议进行再研究。

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是，“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三次评价的共同点，一是强调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二是强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三是强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四是强调遵义会议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当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三次评价，每一次评价的表述都有细微的不同。但是第三次评价有一个重要的结论不能看作是细微的不同。这个结论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毛泽东的“核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陈述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遵义会议后在对常委分工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军事斗争，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领导任务。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带领大家作出的，不久就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邓小平在1989年五六月间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当然，这不是说之前我们完全没有使用过“核心”这个概念。比如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上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应该讲，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核心”，指的是党委的“班长”，和他后来强调的“党中央的核心”不完全一样，但又有联系，因为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有一个“班长”这样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也是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但是，这一核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于遵义会议；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政治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经过延安整风，1943年3月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过程中正式确认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进一步以历史决议形式，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

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此来定性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开始形成”是一个过程，由此决定了遵义会议同样是一个过程。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这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同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坦诚交流沟通有关，和红军前线指战员的强烈呼声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与在危急关头党中央领导人先后举行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场会议有直接的关系。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渡过乌江后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不仅作出决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根据地，而且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因此，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这三次会议和遵义会议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遵义会议的准备阶段。

遵义会议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决战阶段，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开始形成”的决定性阶段。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经过党内高层充分的民主讨论，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同时，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着他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决策层。

遵义会议后的一系列会议，从扎西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开始成为党中央的核心的后续阶段。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西渡赤水，以保存中央红军实力。2月初举行的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同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扎西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建议，二渡赤水，回师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但是在后来举行的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都主张攻打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于是就发生了毛泽东半夜提着马灯去说服周恩来的故事。后来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于是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接着，就是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变被动为主动，踏上了胜利之途。因此，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我们讲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后阶段。

“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遵义会议，有狭义的遵义会议和广义的遵义会议之别

综上所述，我们常说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由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遵义会议的“决定性阶段”和遵义会议后的“后续阶段”构成的完整过程。再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注意到，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虽然对遵义会议有重大意义，但还不等于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的“后续阶段”则不同，这一阶段应该是遵义会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争激烈进行的状态之中，遵义会议的全部议程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事实上，当时有的领导人没有开完会就赶回前线去指挥作战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也只能在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上通过。成立“新三人团”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完全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只能在苟坝会议完成。也就是说，在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包括了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有狭义的遵义会议和广义的遵义会议之别。狭义的遵义会议，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广义的遵义会议，还包括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

以史鉴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从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提出“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到2015年提出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直至形成“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一认知形成过程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承继。

如同长征中红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力挽狂澜的正确领导，这些奋斗、这些牺牲才换来长征胜利的果实一样，今天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并把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转化为造福亿万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要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创造出新时代的新奇迹。

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对遵义会议进行深入的再研究，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关于“关键在领导核心”这一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而且可以更加自觉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