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道”

2021年12月18日，市民参观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的王安石纪念馆。当日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抚州是王安石的家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后世来说，认识王安石，多是来源于“唐宋八大家”和他的政治家身份，而关于他对“道”的追求，了解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一千年前，王安石说出这句话，指明一个官员必须具备“修、齐、治、平”的基本素质，也引出他自己关于“道”的思考。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一圣人之“道”影响中国千年，直到现在依旧让为政之人陷入沉思。崔铭历时七年时间撰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传》，对王安石一生各个阶段的重要事迹与心路历程进行了详细叙述，既注重其政治事功、学术业绩、文学创作，更注重其道德修养。阅读这些故事，读者更能深入认识王安石的思想、人格及其所处的时代;同时在对其思想精髓和为政之道进行延续发展、传承升华过程中，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什么样的道才是“圣人之道”

　　公元1037年，17岁的王安石在每天放学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呼朋引伴，睁着好奇的眼睛四处游逛，而是独自待在家里，开始思索人生的问题。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跳脱碌碌终身而老无所归的生命黑洞?……”

　　此时的王安石，正是确立人生目标、形成独立人格的时期，经过父亲和舅父的长期教导，已将古人的经典著作烂熟于心。在不舍昼夜的勤学苦思中，既有融会贯通的喜悦，也有难以把握的惶惑。无论是喜是惑，都激发王安石深入钻研的决心。终于，他从苦闷中走出来：“时光飞逝，昼夜不息，应该追随稷、契之后，像他们一样修养德性，建立自我。”

　　稷、契是尧舜时期的臣子，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圣贤，就是因为道德修养非常深厚。王安石认为，在建立自我的基础上，自然而然成就功名，是稷、契、伊、周等古代圣贤以德服人、德泽天下的奥妙所在。如果问学之初，“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则可谓“谬用其心”。

　　《王安石传》一书详尽描述了王安石的心路历程，表明他确立了超越世俗价值观的人生目标，“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比如，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文章写得更漂亮，也不是为了将来的功名，而是领会到圣贤经典的内在价值，通过深研细读，获得立本、立大、务内的自我修养功夫，成就圣贤式人格，成为一个“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大丈夫。

　　纵览全书，作者认为对于“道”的追寻贯穿王安石的一生。他所谓的“道”，是指“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是先圣先贤身体力行并借助经典而传诸后世的“道”。对于每一生命个体来说，需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深研苦习，加以永不松懈、反求诸己的自我道德修养才能获得。书中提到，王安石在送别挚友孙侔时说：“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时下流行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对的，那是芸芸众生;自己认为对，就坚持己见，只要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从圣人之道出发思考问题，那就是君子。

　　不管做官还是做学问，王安石对于“道”的追求始终不变。他认为，真正的君子，不是为了个人，既能于困厄中守道，也随时准备“得君行道”，让儒学真粹的伟大力量彰显于当世，使天下清明，风俗淳厚，百姓安居乐业。这既是他对朋友的殷切期许和热情勉励，也是对自己志向的真诚抒发。这又何尝不是本书所要弘扬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要做到进退‘不矜宠利，不惮诛责’，前提便是能知‘道’、得‘道’、守‘道’。”

　　立志的过程也是求“道”的过程

　　认清了“道”，如何才能实现?王安石认为，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必须要“有志”“有力”“有物”。三者之中，尤以“有志”最为重要。具备坚定的志向，在此基础上再辅之以艰苦的努力和一定的物质条件，就能获得最终成功。

　　1045年，王安石与好友陈旭分别之际，作《送陈升之序》。这篇序可以说是一篇“人才论”。文章开篇即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优秀的士大夫，得到众人赞誉，大家都认为他可以担当重任，但是一旦真的被提拔重用，周围的人往往又会对他失望?

　　王安石认为，人的才能有小有大，志向有远有近。任小责轻时，只要做到和颜悦色、谨慎守法，就可以说是仁德与道义都绰绰有余的称职官员。但担当天下兴亡大任的宰辅重臣，既要谨慎守法，还需具备高远的志向、超凡的见识和非常之大才。因此，本书总结道：“选拔人才如果不着意于对‘才’和‘志’的深入考察与识别，知人善任，而只关注有限职守中的表面现象，必然落得上下一齐失望的结果。”

　　不断充实自己，力求名实相符，这是王安石对朋友的期望，也是他对自我的要求。公余之暇，他从不散漫放任，而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与深思。

　　孔子之后的儒者，王安石最推崇的是孟子和扬雄，这一点，在他《答王深甫书》中得以体现。“扬子曰：‘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扬子所谓大器者，盖孟子之谓大人也。”成大器、做大人，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他对一切有志之士的期望。

　　一个人若没有志气会怎样?书中引用了方仲永的例子。“这个曾经令王安石既羡慕又不服的天才少年”，时隔多年，“已泯然众人矣”。回想过往经历，王安石写下《伤仲永》一文，记录“神童”变成“众人”的故事，警醒世人：如果没有志向、舍不得付出努力，哪怕天资颖异者，都会一事无成，天赋平平的常人，若不勤奋努力，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

　　立志的过程，也是求“道”的过程。王安石用方仲永的例子，给我们修炼自身提了个醒。修身和学习是一个道理，需要一辈子的坚守。“吃老本”总有吃没的一天，“底子厚”总有用完的时候，“装门面”总有败露的时刻。若安于现状、浮躁懒散，终会埋下“黔驴技穷”的隐患。

　　在为民中寻求治国大“道”

　　“风助乱云阴更密，水争高岸气尤雄。平时沟洫今多废，下户京囷久已空。肉食自嗟何所报，古人忧国愿年丰。”王安石这首《苦雨》诗，写于鄞县(现浙江宁波)县令任上。

　　为了兴修水利，让百姓免受旱灾之苦，王安石跑遍全县14个乡。在《鄞县经游记》中，他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行程：登上高山，看采石工人凿石;乘船周游，考察地形地貌;亲临开渠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深入村庄院落，宣讲治水事宜。天刚放亮，已经踏上征途;夜已深沉，还在路上奔走……这篇200多字的短文，也许是最早的地方官员工作日志。虽然只是简约客观记事，并无一句抒情和描写，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知疲惫、勤于政事的官员形象。如此克己奉公的官员，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很了不起。明代古文家茅坤感叹：“县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正当全县上下齐心修河道时，天公不作美，开工没多久便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等到雨停，积水还未清理干净，一场瓢泼大雨又倾泻而下。百姓焦躁烦闷，王安石“亦夙夜以忧”。为了安抚大家情绪，王安石带上祭品，与其他官员和百姓一起，诚心恳求上苍关照。《苦雨》抒发的正是他当时心中的愁苦，但也充溢着心怀天下、心怀百姓的儒家情怀。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历经晚唐、五代之乱，天下斯文沦丧。虽然宋朝读书习文蔚然成风，但“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他”。因此，他认为，官员只满足于刀笔刑名之学，在自我修养和治国方略上没有更高的期许和作为，一旦被委以重任，如何能开创太平盛世。

　　事实上，执政之道与做人之道一样，是中国士人几千年孜孜以求的大命题。先做人再做官，先修身再治国，先贤的思想影响着王安石，也影响到千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虽然“各州县灾害不断，但老百姓并不十分害怕灾害”，反而是“一旦官吏们在施行政令时处置不当”，百姓才真正陷入无望的恐惧之中。这也是《王安石传》一书中表达的主旨之一：“士之欲施于政，未有不学而能者。”学什么?正如王安石所说，“学”并非刀笔刑名之学，而是先内后外、由己及人的圣贤之学：“学所以修身也，身修则无不治矣。”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到王安石生活的宋代，及至21世纪的当下，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我们对“道”的求索始终没有停歇。圣人之道、君子之德沉淀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道德引领、价值引领作用。在独特而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滋润下，中华民族对“道”的坚守显得厚重而务实，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借鉴。这也是千年之后，我们重读王安石的深意所在。（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