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我的大学

‍‍前几天，遇到作家卢新华，他和我一样，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的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卢新华就因创作短篇小说《伤痕》名满天下，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潮流“伤痕文学”。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不由得说起各自的经历，自然而然，高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我们都因为高考而开始了新的人生。‍‍‍‍‍‍‍‍‍‍

‍‍他说起他的插队，他的参军，他的青工经历，特别是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如何激动，如何到处寻找复习资料，挑灯夜战备考，又是如何盼望着录取的消息。那时，与他一同参加高考的同厂四个青工每天都聚在一起说高考，憧憬录取后的大学生活，担心落榜后的暗淡沮丧。他们把试卷的内容回忆了一遍又一遍，《苦战》的作文背了一次又一次。一天晚上，高考话题结束、长时间的沉默后，一位青工突发奇想地说，我们打个卦吧，看谁能考上大学。他设计的“打卦”方式很简单也很特别。就地取材，每个人烧一张白纸，看谁烧的纸灰飘得高，高的就能录取。卢新华说真的好奇妙，其他三个同事的纸烧了也就烧了，不过在地上留下一撮，只有他的那张纸，点燃后扶摇直上，一直飘到宿舍的顶棚上。后来，四个人中就他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成了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届大学生。‍‍

这个细节卢新华至今不忘。他不是说所谓“打卦”有多灵验，而是铭记着当年的考生们对上大学多么迫切、多么期待。在说了这个故事后，他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说对不对？那时你也是这样的吧？”我只得含含糊糊地应道：“是的是的。”

其实，我不是，或者说，我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因为我太小了，那时正处在叛逆期，还不懂事。也正因为如此，高考对我人生的意义更大，更特别。

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按惯例，因为是城镇户口，本应该到农村插队，但年纪小，还不到插队的规定年龄，我虽然写了一封又一封决心书，要求提前到广阔天地去，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同学们都下放了，我却不能去，这让我很没有面子。但是，母亲死活不同意我下乡。在她看来，我不但年龄小，个子也小，她心疼小儿子到农村去会吃不消。她指着我对街道的干部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就这么大个人，到生产队去能干什么？还不是给贫下中农添麻烦？

我是不给贫下中农添麻烦了，但她的麻烦却大了。

一个不上学的又没了玩伴的男生能做什么？每天睡懒觉睡到日上三竿，爬起来就到处闲逛，这个店门口站站，那个摊位旁蹲蹲。小镇十字路口周铜匠那儿我待的时间最长。有时他出摊前我就在那儿守着了，中午饭也不回去吃，专心致志地看他做活计，修锁，配钥匙，做脚炉、脸盆、旱烟嘴儿……他看我实在无聊，就让我帮他拉风箱。看着小钳锅里的废铜烂铁在熊熊的火焰中熔化流淌，然后浇铸成型，在他手里变成一个个精致的小物件，我真的想跟周师傅学习这门手艺。这辈子做一个铜匠也不错啊……

就在父母为我越来越像个二流子而操心不已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的大事，整个社会都因此而行动起来。

当父母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并要我赶紧准备复习考试时，我却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我太小了，与那些老三届不一样，他们是知道大学的，他们当年在校时就已经开始复习迎考了，他们不少学兄学姐在他们前面已经上了大学。而这样的常识我不知道。我老气横秋地嘲笑父母亲的“天真”——怎么就幼稚地相信凭考试就能上大学？这种“走过场”的考试有什么用？

我一如既往地东游西荡，虽然学校的复习班已经开班了，虽然同学们都紧张地复习起来了，他们一个个向知青点请了假，每天又背起了书包，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看着父母着急上火的样子，我迫不得已随大流加入复习的大军，每天上学放学，小和尚念经般地拿起了书本。我哪里是去复习？不过是想着又可以与小伙伴们一起玩了。

但我吃惊地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好像都不认识了，他们变黑了，尤其是神情，像大人似的。他们完全不像过去在校上学的样子，而是一个个如饥似渴，仿佛要把书本生吞活吃了。我问一个曾和我一起玩弹弓打鸟的同学：你们怎么这样？你们真的想上大学？想上大学也不是这个样子，应该好好到生产队表现，等着推荐啊。

后来一天下午上完了复习课，这个同学把我拉到学校的小河边，和我有一番对话，我至今忘不了。他说，你没吃过苦，没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真正从心里生出改变命运的想法的。理想是什么？理想不是你背的书本上的话，是你想摆脱现在的生活生出的实实在在的希望。

老同学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惊讶于生活的力量，惊讶于时间的力量。不过半年的工夫，就让一个原先与我一样顽劣的小伙伴长大成人了。

也是因为小伙伴的这番话，我不在镇上的中学复习了，我去了当时哥哥下放的苏北农村。如果说老同学的话让我感受到理想和机遇对一个人的引领力量的话，那么哥哥知青点上的知青们，则让我多多少少知道国家社会的变化与个体命运的息息相关，知道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人关心着国家的明天。

这些知青下放已经好多年了，看上去早已没了城里学生的模样，是地地道道的青年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但即使再累，每晚都会在灯下复习功课。熄灯后照例有一阵闲聊。他们说着国家大事，讨论报纸上的头条文章，从小道消息中捕捉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他们是一群年轻的思想者。宿舍里黑乎乎的，我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但听得出他们激动的语气，他们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在他们的话语中，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国家正向我们走来。

哥哥对我说，高考不只是个人的事，它是国家大事。高考可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它一定会改变国家的命运。怀才不遇的人越少，这个社会就越好。好社会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哥说，这话不是他说的，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理想的社会就应该让人得到全面发展。

我就这样上了大学，77级。那是怎样的一批大学生啊！我是应届生，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和我同座的是一位女生，比我大十几岁，已经当妈妈了。记得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去食堂吃饭，认识她的一位老师停下来满脸狐疑地看看她，又看看我，说你上学怎么把孩子也带来了？

对我而言，上大学，不仅是跟老师听课，也是向我的这些大龄同学学习，他们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与人生阅历。说实话，我人生启蒙的许多方面都是从遇见他们开始的。

因为高考，因为大学，我明白人是可以突然长大的，知道了人可以因为某个机缘、某个事件而成熟起来。我的高考，我的大学，我已经讲了无数遍，对我的学生讲，对我的孩子讲，对那些因为孩子的成长而焦虑的年轻父母们讲。我告诉他们，真正让我们成长的是环境，是生活，是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与变化，它们能给我们成长的力量，就看我们有没有抓住，就看它们与你成长的机缘。（汪 政）